✦ “越癫越疯”“已读乱回”“每一个相亖的日子都需要癫公癫婆来拯救”……如果说几年前发疯、发癫这样的符号仍然被放在具有辱骂性质的词条里，那么这两年的社会化媒体与青年文化已经对它们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去污名化”革命，年轻人正在将「职场发癫」「工作发疯」「学习崩溃」这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场景熟练地运用于不同的交往空间中，把“情绪不稳定”作为毫不避讳的标签加以频繁使用并得到大多数同龄人的认可——“我疯我快乐”“我癫我乐意”“00后整顿职场来了”。这股「发疯、发癫」式的浪潮哪怕是六十年前“五月风暴”中学生在巴黎大学的围墙处写下“越，越自由”的口号，到如今也应该改成“越疯癫，越自由”。
✦ 当然，任何行为，尤其是社会阶层中较为活跃的青年群体的实践都不可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行为或部分团体的引导。就像美国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嬉皮士，也必须要结合当时严肃的政治导向、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市场经济的颓废低迷等做多元化的分析。现在的「发疯发癫文化」「癫公癫婆倡议」也不例外。除了面对过去三年某件“大事”的影响，整个社会体系中资本与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乌卡时代背景中青年人的生活危机感与不安全感之外，就业环境和学历贬值、性别意识觉醒、个人主义持续深化等要素也必须纳入考量。说到底，“癫”与“疯”中，存在的是一种隐形的精神反抗意识，是青年人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认知的摇摆中寻求自我认同感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十分值得讨论的部分，以看似动荡、分崩离析的“疯癫”获得稳定的、确定的自我认识。
1、“癫公癫婆”与“已读乱回”一样，一种对理性秩序和社会规训的反抗：从「社会结构」的概念出发，指出当前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已成为对于个人行动与思考的束缚，发疯的本质是对精准机器的敲打，是对规律生活隐形控制的拒绝服从。
2、疯与癫的反抗“改写”了福柯的文明史（《疯癫与文明》）：如今的疯癫已经被社会化媒体的狂欢式挪用“去污名化”，不再是精神疾病的指代，而是对自我内耗的宣泄。
3、如此“发疯发癫”的行为是一场21世纪的青年“嬉皮运动”：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相比较，点明本文主旨「越疯癫、越自由」。
处在社会中的个体无一例外地处于秩序的框架体系里，小到对于晚上睡觉时间的设定，大到人生规划与选择，都存在着若干约定俗成的、既有的逻辑路线。也许没有一点一个个体会拥有相同的人生体验，但她们/他们都无法脱离社会结构系统为其制造的生活轨道与角色扮演剧本，例如“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生活阶段或者是“孩子、母亲、父亲、朋友、职员、学生”等交往角色。
18岁是孩子的“成人礼”，无论她/他是否拥有习得社会规则的能力，能否像个成熟稳重的大人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类琐事；30岁是“而立之年”，无论过往如何，未来一定要肩负起赡养父母、组建家庭、养育子女的重任。 “朋友 ”意味着适当的责任与关心，爱人代表双方的彼此负责，学生是听话顺从的、职员是任劳任怨的，老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母亲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角色代表着个体「应该」完成的社会前台表演——这部分的交往逻辑戈夫曼通过“拟剧论”早已为众人呈现，不过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怪。
但这里急迫需要点明的是，如果此刻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视角足够宏大，身处的位置足够客观，便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个如金·凯瑞出演的《楚门的世界》一般的世界里，充满着令人乍舌的理性的秩序与惯习，它们条条框框地相互牵扯在一起，如同一条又一条完美精致的福特流水线，生产出一个又一个准确无误的凤梨罐头，并用学历文凭、家庭幸福指数、伴侣优秀程度、孩子乖巧与否等为其贴上高低优劣的标签。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体系里，比起“人”，她/他们更像是机器生产的商品，是行走在传送带上的精致标准的货物。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认为文化的生成并非简单地来自于历史或兀自发生的，而需要研究者通过田野观察与实际体验，从个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对其进行发现与思考。换言之，个体与其所有的社会行为并非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们毫无遗漏地都处于整个社会体系的运作逻辑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相应的指导与规范。
也就是说，假设现在要研究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连同整个社会体系、社会结构的情况一同讨论。人不是活在真空中的生物，她/他必须与一整套的规则秩序联系起来。
这种结构主义的认识被法国西马哲学家阿尔都塞吸收去，延伸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认为学校、家庭、媒体、教会等公共或私人群体正成为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使个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入到国家、社会设定的期待轨道中去，并服从于现存的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观念。像是等级制度的诞生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官僚管理机构的形成以及商品制度下的价格高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众人并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因果联系，只会在持续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一种现存的制度：
社会秩序制度在保障其正常运作中具备极其重大功能，却也在无形中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桎梏，甚至制造出隐形的枷锁与镣铐，使劳动者无法坦率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使被迫妥协的女性难以察觉到家庭与性别的压制，使学生的思想被规训，使婚姻成为一个成年人独立道路上必须要有的站点。
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过去遵循的路径，是不是感觉那些规则正要求着我们做一些哪怕是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成为一个根本不对的、不是自己的「人」。
此时，发疯、发癫，成为了密不透风的屋子窗户上的那条裂缝，成为了怎么也撕不开的透明胶带上的一个缺口，成为了完美人偶手上的一根小小的倒刺。
疯吧，癫吧，每一个生活中透不过气的瞬间、每一个想亖的日子里，都需要疯一场、癫一场来拯救这人被切割为无数阶段、年龄、角色，被附着上“应该”与“不应该”的理性的、规整的、一丝不苟的生活。
之前谈到，发疯与发癫在社会化媒体中的狂欢化表现是对“疯癫”符号的「去污名化」。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诌或是只依靠于常识做出的判断，而是来自法国哲学家福柯撰写的《疯癫与文明》一书，其中他凭借疯癫史的分析，对文艺复习前、弗洛伊德后等时期中对“疯癫”问题的社会解决的方法进行了详尽分析，将疯癫行为与理性秩序、精神病学、社会道德越轨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认为疯癫者面临的惩罚、禁闭、治疗，反映了社会秩序的变革——目前精神病人被视为，获得了更多人文层面的关怀，但在17世纪可并非如此。
总的来说，福柯的著作书写出了社会对于疯癫问题的排斥与否定，也推动了今日我们对社会化媒体中所谓「发疯发癫」符号的思考：青年群体正借用这样被排斥的社会符号话语构建起一个属于其自身的文化体系，在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交往活动中选择了具有越轨性质的词语，一方面符合群体本身反抗既有生活轨迹与传统世俗规则的活动目的——职场整顿、过年已读乱回、癫公癫婆语录等，另一方面也不是全然挪用“疯癫”的疾病象征，而是通过做出不符合交往场景或角色要求的行为，打破既定的规则秩序，促使原本被束缚于其中的个体能够暂时忽略掉所谓的“巴掌不打笑脸人”的礼貌，或者是某些导致精神内耗的交往礼仪，以戏谑的、玩笑的方式，以一种「出其不意」的发疯、发癫的态度，坦然相对。
纵观“癫公癫婆的发疯文学”会发现，没钱没权有念想却又（暂时）实现不了的青年人被工具理性的生活要求时刻绷紧神经，在“鸡娃”的社会竞争压力面前需要卯足了十二万分的劲，在“狼多肉少”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面前时不时败下阵来却又无处可释放失败的痛苦：当社会结构问题无法改变，只剩下唯一的答案和陷阱——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于是，精神内耗、自我焦虑的情绪开始累积，而发疯发癫中表现出的精致利己主义、货币崇拜、犬儒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观点，正是一个小小的赛博出口。
同时，这种疯癫感与不正常感与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嬉皮运动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最起码从青年群体的“癫感”来看是挺像的。当然，格林威治村的那群人更疯狂、放纵一些，、酒精、公路还有药品、音乐、书写成为他们反抗生活的依据。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这些上世纪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在面对严肃贫瘠且乏善可陈的生活与社会背景时，同样选择了用「疯狂」的行为与思想拒绝毫无生气的日子，拒绝在麦卡锡主义浸染之下的保守的社会氛围。
于是他们开车穿越美国的东西海岸，跳上一列不知道驶向哪里的火车睡上一整个春天，把苹果放在脑袋上打赌对面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一定射不准那个靶心。
但如今的「疯癫文学」与当时的嬉皮士仍有差别。姑且不谈社会文化与时代跨度的区别，只从表现形式上谈起，当下的疯癫仍然更多地停留在话语表达的层面上，青年人对传统场景与规则的碰撞主要发生在传播交流的过程里，暂时没有更多别的方面的行动。另外，从目的角度上来说，嬉皮士们是希望能够通过不确定与新鲜体验打破沉闷与稳定，而现在社会化媒体上的青年人其实就是为了在后现代的流动社会中寻找到一份真切的确定性，无论多疯、多癫，最终诉求的仍然大多指向「如何获得强大的精神内核」。两者看似有着天然的差异，但本质依旧殊途同归：
在巨大的社会机器中，寻找对自我的认识。通过将现存秩序作为那颗放在头顶的苹果，以发疯、发癫作为一把锐利的匕首，在解构传统礼俗、交往规则的同时，建构对自身的存在体验。
